2005年诗集自序

  小可李硕，愚即自称小可，实在是无大能而已。亦如自视为愚，也正是不聪慧而且时有拙笨之举，方自视为愚也。愚生于乡村，幼受乡俗薰染，自认为有敦厚气，而少混迹市井之狡侩。也由于此，能使愚以一而从之，集一朝一夕之功于二十几载，成此小可之技，实不足为奇也。小可之技艺，上无缘效力于国家，中尚不足光宗耀祖，下则仅足衣食之用，并时赖友人及弟子相助，真愧煞人矣，也令诸君之一笑而再笑。

  　　小可自幼年性喜书翰丹青。见笔辄书之画之，犹酷于画，以至於满墙小人奇兽，风景错杂，或怪禽杂于字间，歪曲无致，可谓涂鸦纷纭。时母亲﹙董玉珍﹚为生产队会计，父﹙李庆吉﹚则是村之电工，当时之乡村中，家父家母算通文墨之人，犹其家父每年岁尾都为村人书写春联，事后所馀笔墨，则为我之受用。是时，残纸辄满书之，馀墨则尽用之，乃愚幼时之最大至兴之事也。父为人书联而不会撰，每次皆用所辑之句，以至数门同联，多家共句。愚幼年时颇替父有不尽意之感，至愚少年习字，并时替家父为邻人书联，邻辄喜吾所书春联与他人相异。直至今日，父不再为他人书联，此亦为我之愧疚于父也。时之所撰，胡诌语也；乡邻之所喜，唯求异也；吾之少壮敢为，无人究其合于式否，兼及小可尚未知羞矣。

  　　小可读五年小学，一年半中学而辍。在家中自学自娱于国画工笔，乐于书翰之旨，或游山踏青领悟自然之妙，或忙于家务以分父母之忧，或读吾所能及之书，广涉书山之妙境而唯叹书籍之匮乏。小可二十岁时幸遇赵金德先生，时愚在村上黄沙场采沙做工，时赵先生为沙场比邻张氏人家牧牛，常聚于沙场，众工夫戏称之曰“赵眼镜”。其人与愚颇为融洽，尽谈世中之事及古之掌故，知赵氏有研习古文之趣，多书籍，油印手抄本高于一尺，并将手抄本尽借于愚，愚也尽抄录之研习之，收获可谓之颇丰。今思赵先生不知飘然何处，也不知其人是否还如我苟活于世上。

  　　小可喜诗，确于壮年当始，然尽是直白之文，或强为愁说，或拼凑章句。当是附庸于雅，也是当时无缘于专业诗说。时至结识贾成森先生，拜其为师深入习学画艺，进其堂室，见师书厨有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，久闻此书，幸而借阅再阅，爱不释手，至今日犹在我手中已十五年矣。吾由此窥于诗之深奥，也由此及彼，愚又购得新诗写作类书籍若干，研习新诗，知诗中修辞之妙处，懂文采之发生，习作新诗之馀犹未断古诗之作又十余载矣，近十年作古诗则更为甚之。

  　　愚为古诗，但以抒情性为上。况古人也以“诗言志”为诗之根本。所以读《诗经》之淳朴，怀秦汉诗之古茂，感魏诗之风神，畅晋诗之流韵，朗唐初诗之豁达。余感觉唐中叶以后诗，由格律之兴起，作诗用韵理性化，平仄对仗格式化，采用粘联手法等，使诗读来朗朗上口，气势连贯，将此形式在朗诵上达到完美至极，并形成风气，以至于唯格律而论，甚而因律以至伤意。

愚常思之，诗乃一种性情之抒发，一时之神采迸放，一人之风韵展现。当任之流淌，约于律则如截奔流，使势之不能抒展。也当任由诗人之挥挥而去，约于律，诗人焉能有其真性情之语哉？愚以为，格者，体物之样式也，然物物各有其质，安尽权于一格欤？律者，行事之则也，然人人各行其事，焉能尽守于一则乎？

概观唐以后之诗章，虽有高妙之绝世者，当是寥寥如秋夜之星，大势则微乎矣。概而咎之，则是乏诗才之弄文者，以归纳一格之法则，一诗之妙处，而后由愚顽之辈广而推之，由迂腐之流以兹检当世及后来之篇章，以合者载之，异者佚之，于是天下之诗才退缩，或转而取道词曲，由之宽泛故也，自此始天下之诗才渐殆矣，呜呼！恨兹人于是乎也附雅于词曲，并穷究及此格，古今斯者尽有其人，故词曲也渐尽殆矣，哀哉！！幸好“五四”后，新诗风行，号之为自由诗体，量这等辈再无言矣，甚而请之尽入于窀穸，斯等也不必于天光之下。吾辈好并邀古今之诗章，共熠熠于寰宇。

  　　诗章格律之法，当然也是将诗进入理性化分析之良方，是一种诗体格式之总结，它将推动此格之流传。然此格泛滥，尽代他体，并多以此为荣而尽究格律，可叹厮者恰恰不明诗之要诣。斯等每出句必平仄对仗，论诗则格律严整，使天下之欲为诗者却步，或有大才者因鄙视此格及此等斯辈而另从他事，岂不叹乎！而尽馀一些诗不能诗，文不能文，纵能只言片语，也是东抄西摘之句，所言之语或了无文采，或不知所云，或直云某家之语，甚至于令读者于三十里雾中为快，以显其人高深而为之准则，尽日搜寻赋诗为文者之瑕疵而尽显己之伎俩。斯者揽评定之权柄，岂不如委师旷来选天下之大美乎？

想天下有同我之思者当多矣，而能将此心公白于众者，可能仅我一人，岂不憾矣！非是众不善于辞令而不能说，是畏斯等之攻讦，惧斯等之诋毁也；愚敢作说，非愚之胆也，乃愤也，兼及吾愚也。

  　　愚以为，古今华夏之诗，从大体上分为古诗和今日之新诗即自由诗体。古诗上再分古体诗及今体诗，今体诗即律诗及讲律之绝句，馀者当尽为古体诗，它包含多矣，上如《诗经》、楚辞等等，往下如乐府、建安、梁柏之体及长短句之歌行等等，而非庸人之所谓古诗必究格律，斯等必是以偏概全了。

概论之，古诗形式之范畴大矣，《诗经》之三百首其式繁多，加之春秋秦汉魏晋南北朝各代更迭不同，诸地诗风各异，各展姿彩绝伦，各呈意境幽深，方谓百花齐放，百家共鸣，岂不令学者之天地更为大矣。

  　　其实，不论以某式为诗作句，皆是借尸还魂，为抒己之怀也，述己之心志，不必因尽肖其形式而弃我，与其无我而成诗，也就等于辞不达意。作诗作文而不能达己意，纵然是满腹经纶，也是死读之辈，空费其多年之时光，假铁砚俱漏，当惜者，唯此砚耳。

愚思之，以某式为诗，唯求其大体之似，如有韵脚读之上口，字数相近等等也就行了，与其为律而又恐浅于平仄对仗粘联等，或因求于律而歪曲原趣，反不如疏于律则，而工于意或直言古诗为妙，言之为古体诗风之一式，任情性之放达，岂不快哉。

愚之意，折衷而已，先主言志造境，次求文采文风，而后再求格律对仗。如能形质俱佳，愚首当盛赞之；如辞达己意，或诗境绝佳，而稍欠于格律，愚亦盛赞之；诗风郁郁，诗韵朗朗，纵无格式亦好诗也；而少文采无诗意，或辞不达意，纵然格律极佳，也非诗也，与于冷尸彩妆何异乎？此当深为吾所轻也。

  　　有人尽倡做古诗当用古韵，愚不与之言也。今我为诗，为抒己意，非古人之怀也，乃借古人之尸，还我之魂也，何必尽肖古人。况我为诗，为我之友人读也，我以古韵，友人岂能读乎？我又非为古人所撰，纵能古韵犹不屑为也。

愚以为，古韵乃古之官话所用韵，吾等今日概以今日之普通话为则。厮等辄言名贤如何，而愚概观名贤却多为不拘一格者，焉有不打破常规而就标新立异者？焉有非此而能创举者？焉有无创举而成名者乎？假使有，也尽非真才之名者，岂不更为人之笑欤？

此等人尽推“名”贤，“名”则好矣，假使真贤及目，却未必识得，此等之言贤，唯“名”也。实则这等人也好，倘我等他年名垂华夏，此等人也能为我辈之仆从。

犹有人以入声字为论者，因南国尚有入声，以资其人效仿也，似犹近于古人也，实是近古人之形也，倘无诗之神采岂不徒具其皮毛欤？

吾诗则多以普通话为则，加之我原本为北方人，又何必南腔北调学无主见之人欤？南方经济好则学南人之语而充南人之列；北京是首都则视京人之风范习人之京腔；美国发达则梦之迁与。我非斯人也，南方文品淳厚，我一北方人何必尽依他人风采，忘自家本色。愚以适我者用之，为我须用者采纳之，学问无定辙者为之至上之。

  　　吾为诗，以表情达意之通顺者为是，尽可能弃用远古之典故，远聱牙之句，啐掏古书袋之举，尽可能舍生僻之字。唯求我之心声，众皆尽晓其意，以小可所赏阅之美，悦众友人之情性，为愿也。

  　　今之所辑，为愚之古体诗及文也，所载之对联及绝句，因小可恐疏于此格，而未全注明也；一见即知是古风之格未注明也；是文章类而未注明也；易混于律句律绝者及所填之词牌者则注明之。愚之诗句纵有格式也多是“借尸还魂”之所用也，诸公赏小可之诗，当近愚当时之情性，赏余之所谓美也，并请与我共为歌也，而不必烦劳言与格式之谬否。

  　　愚尚自信，做严于格式之律句不难矣，但愚不屑此矣，犹其不以此为荣矣。今舍愚之现代篇章而辑拙作古体之诗词及文句，求全文之一体也；以今人能读懂之古文为体做说，非吾趋于古也，乃求通体之和也。

  　　愚乃无名村夫，乏权势钱贵之辈，辑些些小诗，不敢烦大名方家作序，唯自抒心志，自为己说以代为前言。

      李硕于吉林市松花江上借寓之所2005年10月25日